很高兴应邀到日本自卫队最高学府——防卫大学与大家交流，我愿首先谈一下中国的发展道路及外交与安全政策，之后愿回答各位提出的问题。
一、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及其未来走向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话题，其中既有“中国机遇论”，也有“中国威胁论”。这种不同观点并存的现象说明真正了解中国并不容易，也说明中国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应该说，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中国已经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世界潮流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与迄今传统大国兴衰的轨迹迥异，也与日本、韩国等战后经历的发展模式不同，其核心特征是一条始终与全球化相协调的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的道路。
沿着这条道路，中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从经济规模看，中国的GDP从1978年的1400亿美元增加至2004年的1.65万亿美元,年均增长9.4%。贫困人口从2.5亿快速减少到不到3000万。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加到1.1万亿美元。目前中国的GDP居世界第七，贸易额和吸引外资额世界第三，外汇储备世界第二。互联网用户超过1亿，为世界第二，手机用户超过3亿，居世界第一。高速公路突破3万公里，计算机年销售量1639万台，汽车年销售量近500万辆，均居世界前三位。
当然也要看到，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实现现代化决非易事。据世界银行最新报告，中国人均财富拥有量只及日本的2%。中国人均GDP在过去25里增加了6倍，但去年也才刚达到1100美元，只及日本人均GDP的1/30，在世界上排109位。中国的人均GDP要赶上发达国家，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还需指出，随着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深入，一些深层次和结构性的问题也更加突出。一是增长方式问题，资源、能源和环境的压力加重，粗放式经营难以长期维持；二是发展不平衡问题，尤其是农村和农业发展滞后。
针对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中国政府提出了一整套治理思路和方略，其核心：一是坚持科学发展观，转变增长方式，走资源节约型、环境良好型和循环经济道路；二是建设和谐社会，改变单纯追求GDP倾向，谋求经济与社会、城市与乡村、沿海与中西部、人与自然以及国内与国外的协调发展。
二、那么，中国最终发展起来以后，是否会威胁他国，是否会重蹈一些大国由强到霸、由霸到衰的历史覆辙，这是当前相当多国家普遍关心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中国必将走一条与国际社会和谐共处、共同繁荣的道路，主要有以下根据：
第一，中国的发展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是在全面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的，走的是一条向世界全面开放和与世界相互依存的道路。
目前，中国的外贸额占GDP的比重在70%左右，其中进口依存度达34%，远高于日本的8%和美国的15%，在世界主要大国中是最高的。中国每年吸引的外资占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1/10以上，外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60%以上。去年中国入境人次逾1亿，出境人次也超过2885万。中国消费的40%的原油和50%的铁矿石依靠进口。中日两国贸易额去年接近17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也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之一，近3万家日本企业在中国经营。
中国的关税水平已1994年35%降到目前的不到10%，远远低于印度和印尼，其降幅在发展中国家中首屈一指。中国服务贸易市场在加速开放，在WTO分类的16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中，发达国家一般的开放覆盖面是80%，发展中国家一般是20%至40%，而中国去年已达62%，且是在入世后三年就实现的。
中国对世界和亚洲经济的影响和贡献也在增大。2004年，中国以约占世界4%的GDP，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10%以上的贡献，对世界贸易增长做出了12%的贡献。世界银行报告指出，过去三年里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第一大进口市场，去年东亚出口增长的50%投入中国市场，“中国特需”成为包括日本在内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这些数字都说明，中国与世界正在形成大进大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利双赢格局。而随着中国的发展，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只会进一步深化，利益融合只会进一步扩大，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周边邻国的关系只会进一步加强。
第二，中国的发展也是不断与国际接轨，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是参与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过程。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理国，目前已参加了包括WTO在内的几乎所有重要国际机制，加入了包括《京都议定书》、《联合国人权公约》在内的绝大多数国际条约。中国还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地区论坛(ARF)、东亚10+3和上海合作组织(SCO)的重要成员，是“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积极支持者和建设者。中国既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也履行规则的义务，接受规则的制约。
美国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Johnston)指出，中国加入国际机制的数量已与发达国家基本相当，中国迄今的发展实践证明，中国已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负责任的成员，一个能很好遵守国际规则的成员。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戴维.黑尔(David Hale)还指出，中国的崛起道路是开放式的，这条道路造就了中国的成功，同时也制约了中国的走向、规范了中国的行为。中国难以承受对外军事扩张的代价，这就决定了中国主观上不愿、客观上也不会背离和平崛起的道路。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最近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重要政策演讲中也提到，从联合国到世贸组织、从气候变化到有关核武器的条约，中国都是参与者。国际体系帮助中国获得成功，中国也有责任加强这个体系，成为这个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STAKEHOLDER)。美国欢迎一个自信、和平和繁荣的中国。
第三，中国已经确立了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并为此制定了相应的政策。简而言之，就是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同时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及共同发展。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在总结迄今内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稳定、发展、和谐都是我们的政策目标和基本手段，内外政策相互作用、不可分割。我们始终主张，中国的发展要与历史发展的潮流相一致，与人类进步的方向相一致，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这一整套战略和思维，为中国继续走和平发展之路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政策基础，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理解和支持，将长期指导中国的发展方向。
第四，中国的和平发展根植于5000年的文化积淀，它事实上在精神层面上支撑着中国的发展之路。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精髓之一就是“和为贵”，主张“和衷共济”、“亲仁善邻”、“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汉字“武”由“止”、“戈”两个字组成，包容“止戈为武”的深厚内涵。武术是用来健身自卫而非以强凌弱，武备是用来防敌入侵而非掠夺扩张。
今年是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他当时率领的船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前后六次驻停东南亚，最远到达北非。然而，正如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所言，郑和一行，带去的是贸易货物，传播的是文化和友谊，没有战争和侵略，与其后的欧美殖民者截然不同。这种以德为邻，厚德载物的传统，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绵延至今。
第五，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中国的国防建设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统一，确保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我们不参加军事同盟和军备竞赛，不谋求势力范围，不在海外设立军事基地。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核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我们承诺无条件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也不会改变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在过去20年里，中国总共裁军近200万，幅度之大前所未有。
中国的人口和国土面积分别居世界第一和第三位，有2.2万公里的边境线和1.8万公里的海岸线。中国还没有实现国家的统一，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的安全环境相对更为复杂,但中国的军费并不高。2005年中国国防预算约合302亿美元，而美国达4220亿美元，日本约为454亿美元。中国的军费仅相当于日本的2/3，而中国的国土面积和人口却分别是日本的26倍和11倍。
中国人均年军费仅23美元，而美国和日本分别高达1256和1300多美元，中国只是美、日的零头。从军人人均军费看，中国是1.3万美元，而美国高达30万美元，日本和英国也接近20万美元，日本是中国的15倍。
从军费占GDP的比重看，世界平均水平为3%，美国是4%，而中国只有1.6%。从军费占财政开支的比重看，世界平均水平是15%左右，中国仅为7.8%，且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相比，反而下降了10个百分点。中国的这两个指标低于印度、韩国等许多亚洲国家。
中国军费近年来确有较快增长，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补偿性支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多数年份，中国国防费的增长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率，实际军费和军人生活还受到通货膨胀率和大多数生活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军队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后，国家财政也需要补充一部分军费缺口。
(二)提高军队人员工资待遇，在城乡居民收入提高的同时，尽量使军队工资水平也能相应增加。完善军人社会保险制度，解决军人和军人家属的实际生活问题。我们最近又裁减了20多万军人，他们的退役安置需要经费保障。我们还需要加大军队人才建设的投入，建立人才激励机制。
(三)适应和跟上世界军事变革的潮流，适度增加装备经费。中国军队还处在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全面转型的过程中，整体装备水平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差距。
有的人对中国军费说三道四，认为中国实际军费是目前宣布的2至3倍，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军费占财政开支的比重将达到20%，这对中国经济建设和国家财政来讲是不可想像和承受的，就连美国人对此也无法置信。兰德公司专家就认为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猜测”。
有人对中国军费的编制方式存有疑问，但各国军费编制实际上各不相同。在一些西方国家，某些两用技术研发、太空开发和核武开发费用是直接不计入军费的。相对于此，中国的军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是公开和透明的。
有人认为中国军备还不够透明。我想说的是，中国军备透明度正在不断提高。我们的安全环境评估、军事战略、军力结构、管理体系、军事外交、军费总额及基本构成等都是公开的。我们已经发表了四份国防白皮书，两份“裁军、军控与不扩散”白皮书，白皮书相关工作已经走向制度化、系统化、规范化。对比这些白皮书，你会发现每一本新白皮书的厚度和信息量都有大幅度的增长。我要说明的是，透明度不是绝对的，各国军力水平和安全关切不同，不可能在透明度问题上整齐划一。相对于此，中国却向近日访华的美国防部长开放了战略导弹指挥部。
第六，中国奉行以合作为重要支点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中国外交日益突出合作的重要性，提出以合作谋和平，合作促发展，合作解决问题，这既是国际潮流，也是当前和今后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重要特征。
基于合作，中国解决了90%的陆上边界问题，与俄罗斯全面划定了边界，与印度签署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与越南划分了陆地和北部湾海上边界，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与菲律宾、越南在南海共同开发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我们还向日方提出了有关东海共同开发的积极建议。
基于合作，中国积极促成六方会谈，为朝鲜半岛无核化及和平稳定奔走斡旋。第四轮六方会谈达成共同声明，核问题被纳入对话谈判的轨道，避免了半岛局势恶化，并为半岛及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设找到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基于合作，中国提出了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式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与亚洲国家建立了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和自贸安排，全力推进亚洲区域合作。面对印度洋海啸、日本新泻地震、巴基斯坦地震和禽流感疫情，中国与灾区人民感同身受，迅速、无私地提供援助。
基于合作，中国积极推进军事外交。中国军人和警察参与了联合国框架下的维和行动，与日本等国开展安全与防务领域的对话，参与反恐、海上搜救、打击海盗和贩毒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与有关邻国采取了一系列军事领域信任措施。迄今中日已经进行了6次防卫部门安全磋商，两国还建立了军事留学生和青年军官互访制度。
三、中日关系同样需要立足于合作。
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文化传统相近，经济合作密切，人员往来频繁，两国没有理由不睦邻友好。“合则两利、斗则两伤”，这是两国千百年来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当前两国人民和有识之士的基本共识。
中日两国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
在双边层次，两国经济的互补性远远大于竞争性。据日本权威机构对两国贸易结构的调查，80%互补，仅20%竞争，且大都是良性的。随着中国的发展，双方在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将大有可为。中国建设节约型及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需要汲取日本的经验，也欢迎日本各界的积极参与。两国在军事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有很大的潜力。
在区域层次，中日两国都是亚洲大国，GDP占东亚的83%，人口占东亚的70%，东亚合作能否加速推进，东亚共同体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中日两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中日在东亚合作中并非竞争关系，而可以优势互补，各尽所能，相互促进，推进经贸、能源、环保、社会发展、反恐和打击跨国犯罪等各领域的多边合作，与东亚其它国家一道寻求共赢。两国还需要也可以在朝鲜半岛等问题上加强对话和协调。
在国际层面，中日都是许多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治、非洲发展、油价和汇率稳定、裁军军控、中东和平进程、文明对话等问题上，中日两国有着许多共同利益，有必要加强沟通与协调。
但不幸的是，两国的合作目前面临严重障碍，症结是靖国神社，焦点是甲级战犯。
靖国神社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战争的发动者与指挥者，其中许多人曾在侵华日军中位居要职。中国则是那场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者，付出了3500万人伤亡的巨大代价，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幸的经历。
中国并不期待与日方在历史认识上完全一致，但为结束过去向前看，需要像法德那样，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取得共识。即战争性质、责任和政府立场。中日邦交正常化33年来，经过双方不懈努力，上述共识正在逐步形成。但遗憾的是，日本首相连续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使历史问题再度突出起来。
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我们历来主张战争责任应由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来负，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从此立场出发，中国放弃了对日索赔、与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也是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一直反对日本领导人参拜供奉军国主义象征的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同时我们对一般民众去神社不持异议，也无意将B、C级战犯做为外交问题。中方的要求并不过份，就是回到1985年中曾根内阁以后日本历届内阁的作法。如果一意孤行，继续参拜，客观上等于认同了鼓吹侵略有理的“靖国史观”，模糊日政府在战争性质和责任上表明的立场，损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当然也将损害日本自身的形象与利益。
中日两国人民都很重视信义。汉字的“信”可拆分为“人”和“言”两部分，也即“信为人言”。“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宁”；这是我们的共同价值观。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总理提出“言必信，行必果”，田中角荣首相回应以“信为万事之本”，都充分表明了相互信任、言行一致对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极端重要。
今天，我们应重温两国老一代领导人做出的承诺，回到33年前中日关系的原点，共同努力使中日关系尽快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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